茶马古道与晴隆二十四道拐不得不说的故事

    事实上，千年时空，茶马古道在中国的范围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延伸到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国外直接抵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波及南亚、西亚等地。

 

    正因为如此，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其中，即有“茶马古道贵州段”。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国宝，其资格的取得，除了充分的历史依据，大量的实物佐证，还需要文物界顶级专家的评审论证。贵州存在茶马古道，怎么可能是自我标榜？黔西南、兴义就有茶马古道，怎么会不可能？

 

    茶马古道贵州段，主要为贡茶古道之一。或从云南南部经思茅、大理、楚雄到昆明、曲靖，经平彝(富源)胜境关进入贵州，沿滇黔驿道、楚黔驿道后经湖南至京城(北京)，人们将此道称为“皇家贡道”，也是商旅的通京大道。或从云南曲靖、宣威进入贵州威宁、经赫章、毕节入四川叙永，此道为川滇黔驿道，开凿于秦汉时期，线路变化复杂。也有自毕节经瓢儿井、马路、清池后沿赤水河，经旱路或水路到内地的，商旅多行。

 

    茶马古道贵州段，还包括始于南宋的买马古道。这条古道，造就了包括如今的兴义在内，以贩马立国的“自杞国”。黔西南州文物局专家崔利军，曾经以《市马古道：沧桑岁月永留痕》一文加以阐释。

 

    这条古道，由广西经贵州册亨、望谟、安龙，或由兴义向南进入云南，或绕行普安再西行进入云南，经昆明再到楚雄、大理。

 

    贵州本身出产马，是中原向边疆买马的市场之一。贵州所产马匹属西南山地型，是国内主要的马品种，定名为“贵州马”。贵州也成为“市马”的重要场所。

 

    明代大量需要军马，贵州为此做出了贡献。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今贵州威宁一带)岁易马六千五百匹。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此外，还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马市交易在贵州很繁盛，如安顺市关岭县的花江、贵阳市的花溪、黔西县的钟山，黔南的独山县和黔西南等均是牲畜集散市场，并以出售牛马为主，对贵州马的扩大分布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对贵州马的需求量大，养马经济收入颇丰，大大刺激山民踊跃养马。因此，在贵州境内形成不少贩马线和牧马线等民间商道。

 

    贵州高原，不但出产马，还出产茶。全省87个县市区有84个出产茶叶，黔西南晴隆县古茶籽化石，被誉为茶之鼻祖，即为明证。贵州建省之前，大部分属四川、云南管辖，所产茶叶被称为“川茶”、“滇茶”，是向“西番”购买马匹的主要物资。《明实录》有“命户部于四川、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使司(即今贵州省遵义市大部及黔南、黔东南自治州一部)，置茶仓四所贮茶，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各设官以掌之”等记载。出于买马的特殊需要，刺激茶叶生产的发展，贵州因此成为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之一。

 

    各省商人和民间马帮利用川黔滇驿道、川黔驿道、滇黔驿道、楚黔驿道、“龙场九驿”等官道和其他商道，既贩牧贵州马，又进行茶叶的采集、运输。官方则在大量收购储藏茶叶，以备易马的同时，大量收购贵州马。各省商人和民间马帮还将贵州的茶叶、药材等土产远销外地，同时将贵州所需食盐、绢帛等源源运入，促进了商贸的发展。贵州“茶马互市”，繁荣异常。

 

    在兴义，茶马互市有源有记，商贸之繁荣，民间就有“吴绸粤绵，滇铜川盐”之说。

 

    茶马古道久负盛名，而如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沿途遗迹损毁严重，保存下来的，弥足珍贵。随着国家对这条历史商道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把相关遗迹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之中的重中之重，各省市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挖掘相关历史，尽力发现和保护古道及附属的建筑物、构筑物。

 

    在兴义，马岭段的木桥及古道，乌沙段的江底古渡口、永康桥、马店，桔山、坪东、白碗窑的古道等等，无一不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存。拥有如此众多珍贵遗存的兴义人，何以不敢相信，我们拥有茶马古道？

 

    这让我又想起另外一条道路，祖国艰苦卓绝时期产生的西南抗战公路。这里，离不开的一段，是为最负盛名的“二十四道拐”，黔西南最为骄傲的几公里路。

 

    时至今天，在一些资料中，总能见到“滇缅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史迪威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等宣传资料。作为搞文史工作的我，有些诧异，甚至有些不平。

 

    史上的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是指中国军队和美英盟军在1944年修通的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我国云南昆明的公路。这条路，在飞机轰炸、枪林弹雨中为我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

 

    然而，当研究这条公路最为权威的专家、云南学者戈叔亚确定二十四道拐不在云南，而在贵州黔西南睛隆县境之时，招致云南文史界、旅游界群起攻讨，甚至称其为云南旅游业的叛徒。

 

    记者尊重云南业界爱乡护乡的执着，更尊重戈叔亚的实事求是。当戈叔亚实地考查后，当贵州省黔西南晴隆县文史工作者陈亚林拿出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图片，拿出事实后，“二十四道拐”的归属，尘埃落定。

 

    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名垂青史，正如茶马古道。然而，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中，西南交通生命线，绝不仅仅只有印度雷多至中国昆明的滇缅公路。就大区域来说，就存在滇缅公路、滇黔公路、黔渝公路三段。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贵高原，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并不安宁。在贵州，日本强盗曾孤军深入黔南；在云南，他们更是挥军滇西，掌控怒江以西。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军长、兴义泥凼人何绍周松山战役全歼守备日军，即为明证。

 

    抗战时期，重庆为中国陪都，西南地区至关重要，云贵大后方，欧美盟友的支持，通过这里。滇缅、滇黔、黔渝三段交通干线，承载着历史使命。

 

    数年前，记者有幸走进黔东南黄平县重安江，在重安江镇口，一睹全国独一无二的“三朝桥”。这其中，第一座桥为清代铁索桥，第二座即为抗战时期修建的石墩钢梁结构公路桥。此座桥梁，就是抗战时期连接贵州与陪都重庆“黔渝公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基于此，黄平县相关部门大力报道，着力宣传。

 

    滇缅公路的形成，在贵州建省后的五百多年后。于是我想，黔西南的二十四道拐，其地理区位实属当年的滇黔公路，与滇缅公路相去甚远。究其贡献而言，亦不输滇缅公路。

 

    茶马古道也好，二十四道拐也罢，它们已是曾经。

 

    历史遗留下的古迹，仿佛可以指点我们些什么，例如历史自信；例如文化自信！

 

    于是，在山地旅游如火如荼的今天，我想，这些山地造就的历史，这些实实在在弥足珍贵的遗迹，如何展示黔西南，乃至兴义、晴隆等县市自己的品牌，值得认真对待。(岑柱贤 罗松)